被甩卖的青春

阿清、阿荣、郭仔自幼生活在澎湖列岛中的一个小岛——风柜的一个宁静的渔村,没有工作,整日无所事事,百无聊赖,结伙看白戏、赌博、逞勇斗狠。在一次与人打架斗殴后离开风柜,来到台湾南部城市高雄,找 阿清的姐姐帮忙找工作。刚到大城市的他们一片茫然,不会做公交车,不认路,是典型的“乡巴佬”,好不容易见到姐姐,迎面却是一盆冷水:
没当兵,又没一技之长,高中没毕业,你能干什么?没出息!
他们寄宿在 一个阁楼上,邻居是锦和与他的女友小杏,并进入工厂当小工。他们渐渐有了分歧,对这个光怪陆离的大都市感到陌生和焦虑。阿清开始转变,工余进修日文,劝阿荣离开社会不良团伙,他对小杏亦怀有一种难以开口的情感。当阿清回风柜安葬他尊敬的父亲以后,再回到小阁楼时,锦和由于窃取工厂零件被开除;小杏到台北另谋出路;郭仔要去当兵。
在影片的最后,风柜来的三个年轻人在高雄的夜市叫卖音乐卡带:
做兵大甩卖
三卷五十块
买一卷送两卷
《风柜来的人》(All the youthful days)是侯孝贤1983年的作品,于1984年获法国第六届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,也奠定了侯孝贤的叙事风格:就像是一个旁观者,默默注视着发生在农村和城市的一群年轻人的成长历程。故事讲得平淡,娓娓道来,从不说教。而无论是情感还是影像,都延伸到影片以外,淡淡的情怀,而又久久挥之不去。这也是他作品最重要的基调:
一个俯瞰人世的旁观者。温暖,但带着距离,所以绝对的清醒。
生于何地,就有何地的命运,因故乡已在你心上留下深深的烙印。任你怎样地洗刷,怎样挤破头地要融入另一个环境,你无法改变你的出身,那也是你力量的源泉。正如古希腊神话里的大力士,脚一旦离开大地,就会被轻易地打败。而巴尔扎克在“交际花盛衰记”里刻画的英俊的乡下青年,在巴黎的花天酒地里,最终迷失了方向。巴黎不是我的家,台北不是我的家,东京不是我的家,北京也不是我的家。
但我要不停地舞下去,而且要舞得精彩,博得阵阵喝彩。
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无数的人背井离乡,为了生计,为了诱惑,或者追求一个远方的梦想。他们立下出人头地的誓言,廉价地出卖自己的智力和体力,不惜碰得头破血流,也许有人志得意满,乐在其中。
我想起了在南方周末上看到的一则消息:
20岁的打工者阿星来自一个偏僻的小山村,7月8日晚,他激愤之下杀了工厂主管。
从15岁到19岁,阿星一直在东莞一家工厂的重复劳作中度过,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。“除了春节可以休息六七天外,整年只能休息一两天。但即便这样,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300多元。”
他最大的梦想是能找到一份每天只干8小时的工作,“工资能有500元就满足了,可惜自己文化低,太难找了”。
再回到电影里。阿清的父亲没有一句台词,但他的存在却有大的意义。父亲是阿清儿时的偶像,像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,在打蛇的一段戏里可以看出这种崇拜之情。后来由于打棒球的事故,父亲被球击中头部,变得痴呆,整日坐在门口藤椅上。父亲高大的形象一下子消失了,无力再保护儿子,儿子甚至还要替软弱的哥哥出气。这是阿清不愿面对的,而父亲的葬礼给他带来的是更大的困惑:自己必须要长大,学会一个人承担一切的责任,直面人生的挑战。
喜欢候氏电影的长镜头,即使在打架斗殴的场面上,也是那么平静,甚至不去跟拍逃亡的影像,而不像别的电影,总是要给你一个个的特写,或者用蒙太奇的拼接制造一些噱头。电影的镜头就是观众的眼睛,没有人会无聊地亦步亦趋地凑上前去看热闹,况且那很危险。
“看得见远空中一叠两叠暗云,与沙滩上三个灰条条浮移的小人。潮岸不知伸向何方。他们亦将是,其去未知。”


创刊于1880年的国际知名杂志
《那山那人那狗》取材于彭见明的小说,讲述的是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湘西山村的一个感人故事:在大山中送了一辈子信的父亲要退休了,儿子接班当乡邮员,走父亲走过的那条山路。交班第一天,父亲决定陪儿子走一趟,这条邮路来回一趟需要三天。一路上,平日很少见面、沟通的父子一起经历了很多事,本来有隔阂的父子开始了解并理解对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