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电影遇到政治
（一）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虽然现在还只是星星之火。
史蒂芬·斯皮尔伯格监制，章子怡、巩俐和杨紫琼三大女星合演的电影《艺伎回忆录》日前在美国进行试映，并将于12月9日在北美上映。然而，因为在《艺伎回忆录》中，章子怡、巩俐扮演的角色都是带有被污辱色彩的日本艺伎，在筹拍之时，Mr.Rain就不由担心：人们对电影本身的关注将让位于民族仇恨。章子怡，你就等着挨骂吧。
果不然，新民晚报的消息称：国内读过原著小说，和看过相关报道的不少读者对此颇有非议，不能接受艺伎角色，认为有辱中国女性形象，质疑日本艺伎的角色为什么要中国演员集中来演？还有的读者表示，《艺伎回忆录》如果在国内上映，将拒绝观看。
有读者表示：“我觉得让两位中国最出色的电影明星与一位著名的华裔明星，在一部片中演日本艺伎，有种莫名的悲哀和羞辱感。几个中国人在镜头上演绎着一个日本男人的玩物，不知道她们对着镜头抚首弄姿的时候，到底在想什么？”
电影《艺伎回忆录》改编自美国作家阿瑟·高登的同名小说，作者以真实的笔触，细腻、抒情地刻画了日本京都艺伎岩崎峰木从小拼命挣扎、历尽荣辱的真实经历，再现了日本京都的艺伎生活。该书于1997年出版后畅销全球。导演是因执导《芝加哥》而名扬天下的罗伯特·马歇尔。
Mr.Rain对这部电影是没有太大兴趣的，看不看还未知，小说也没有读过，本来没有什么发言权的。但用政治或者民族情绪来代替电影的美学，实在是弊端多多。无论是制作者也好，演员也好，观众也好，都是受害者。假电影之名，宣泄心底的龌龊的想法，或者把电影本身和演员的真实生活移形换位，实在是意淫之举。
电影还没有公映，一切的反映还不得而知。
（二）政治让雷妮·瑞芬舒丹（Leni Riefenstahl）成名，也毁了这位电影史上最具天才的女性导演。
1934年，瑞芬舒丹为国社党的纽伦堡军事阅兵拍摄纪录片，这就是她最为世人激赏和诟病的「意志的胜利」（Triumph of the Will，1934）。她把希特勒的政治理想表达得前程灿烂，该片让希特勒成了人间之神。这部影片后来获得了威尼斯影展的金奖。
之后，她受国际奥委会所托，为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奥运会拍摄一部纪录片，「奥林匹亚」（Olympia，1938）因此成了她的经典之作。1938年4月20日，「奥林匹亚」首映，正好是希特勒的49岁生日。该片不可避免地和希特勒联系在一起，人们有无数的理由怀疑瑞芬舒丹是为纳粹服务的喉舌，甚至质疑她和希特勒的私人关系。
在当时看来，瑞芬舒丹只是借助自己的祖国和执政党的力量，拍摄了两部融合导演本人美学理念的纪录片，怪只怪瑞芬舒丹遇人不淑。文学是不朽的，艺术是永恒的。当文学和艺术遇到政治，就再也说不清了，要么名垂千古，要么遗臭万年。
随着第三帝国的倒台，瑞芬舒丹也经历了牢狱之苦，至今没有被世人原谅。
（三）改编自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著名小说< 南京的基督>（The Christ of Nanjing）在1995年被香港导演区丁平搬上荧幕。故事发生在一九零零年的冬天，日本名作家冈川龙一郎（梁家辉饰）有一次在中国游学时，在南京秦准河的一间藕香院里邂逅了一名少女金花（富田靖子饰），即被她明媚清秀的气质所吸引。从此注定了冈川兴金花往后的日子里充满著爱恨纠缠的坎坷历程。由相识至相爱，短短数天，冈川兴金花的爱火已像熊熊烈火，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。当冈川回日本的时候，金花苦等不见归来，唯有将精神寄托在基督真神的虚幻中，日夜祈祷，藉此补偿自我迷失的痛苦。
或许为了避嫌，区丁平讨巧地让梁家辉扮演了日本作家冈川，而让富田靖子扮演了中国妓女金花。但依然无法避免“辱华”的批评，国人无法容忍一个日本作家玩弄中国少女的场面，尽管是中国演员扮演的日本人。遗憾的是，芥川龙之介的小说被浅薄地解读了。冈川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，他辜负了金花和自己的妻子。而影片过度强调了冈川和金花的爱情，而另一个名字竟然是“爱在天旋地转时”！
原小说对基督多有嘲讽，冈川不是解救金花的基督，他连自己也救不了。即使他最后因负疚自杀，也不可原谅。
（四）法国导演让·雅克·阿诺（Jean-Jacques Annaud）于1991年拍摄的“情人”终于让国人好好地意淫了一番，人们津津乐道于梁家辉性感的屁股。而原著小说中的中国情人并非像梁家辉一样性感：
那皮肤给人一种特殊的温柔的感觉。他的身躯瘦弱颀长，没有力气，没有肌肉，他可能得过病，可能正处在康复时期，他没有胡子，没有男子的确概，他很虚弱，他似乎正因某种凌辱的折磨而忍受其痛苦。
导演也更多地强调了性与爱，而淡化了隐藏在下面的金钱，权力与野心。看过小说的人，都会对下面的话有印象的：
这人流象是一群无主的、惹人讨厌的狗，又如一班漫无目的的叫化子东窜西溜。这就是中国的人群。这种人群就是在今天繁荣的景象中也仍然可以看到。他们那种喜欢结伙成群走路的习惯，从来不慌不忙，挤身在那嘈杂的人群中却似乎旁若无人，似乎没有幸福，没有忧伤，也无好奇之心，只知道走路，看不出他们要上哪，只是这儿走走，那儿逛逛，他们孤零零地在人群中，可从来却不感到孤独。
当作家写出这段文字的时候，她是诚实的，她可以只对自己的思想负责；但若是出自电影中，说中国人是“一群无主的、惹人讨厌的狗”，麻烦就大了。导演当然懂得避重就轻，懂得取舍了。
（五）1974年，意大利女导演莉莉亚娜·卡瓦尼(Liliana Cavani)创作了曾经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大胆的电影《夜间守门人》（The Night Porter)。影片的命运也很不寻常：教会谴责、遭禁映，观众排队争相观看。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影片到底是一部深刻的反法西斯作品，还是一部泛人性的，客观上为法西斯主义辩护，美化性虐待，从而违背了历史原则，更违背了人性原则的作品。
莉莉亚娜·卡瓦尼曾就读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历史系，原想从事考古学，1960年却考入罗马电影实验中心。她的早期纪录片多为政治历史题材，其后的故事片创作也都带有政治色彩，她被认为是当时意大利知名的政治电影导演之一。莉莉亚娜·卡瓦尼喜欢从人性的角度解释历史和人物的行为动机，她常常把政治、暴力和性联在一起剖析和表现人性恶的一面。
影片的故事在1957年的维也纳与二战纳粹集中营间反复闪回，马克斯是一个酒店的夜间守门人，从美国到来的夫妇打乱了这个男人以往的沉稳与自信，把他带回集中营时期。那个女人，她也无可救药的卷入了对这段“梦魇”的回忆当中。两人再度不可自拔，最终走向毁灭。
“这不是一个色情故事，这是一个圣经故事。”
这部电影不可避免地和政治挂上了钩，虽然并非导演本意。卡瓦尼只是想讲述关于人性的故事：战争让人性走开，留下的是梦魇，在当事人心中挥之不去。
这是一个令人咋舌的奇情故事。它既不是反法西斯的作品，也不是为法西斯主义辩护，美化性虐待的作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