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ace Odyssey

50年前，澳大利亚学者Burnet在Australian Journal of 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题为”用克隆选择学说对Jerne的抗体产生理论的优化”的短文。一年后，他的同事Nossal提供了实验支持。克隆选择(clonal selection) 成为免疫学上里程碑似的发现。

关于抗体的产生一直是困扰人们的问题。1900年，Ehrlich提出了侧链理论，用来解释小鼠接受抗原刺激后产生大量抗体的现象。他认为细胞表面覆盖着很多的化学侧链，遇到抗原的时候能与之结合。对于自然界的每一种抗原，至少有一个侧链与之结合，诱导细胞产生更多的同型侧链，作为抗体进入血液。后来，Landsteiner发现化学合成的hapten也能诱导抗体产生，动物体内怎么会有自然界不存在的抗原对应的抗体呢？Ehrlich的侧链理论受到挑战。

在二十世纪，长期以来Breinl和Haurowitz提出并由Pauling发扬的模板假设(’template instructive hypothesis’ )在教科书上占据统治地位。该学说认为，抗原作为模板指导抗体的产生，这样就解释了人工合成的物质是如何诱导抗体产生的。

五十年代人们发现模板假设的局限。Jerne发现该理论不能解释初次免疫反应时大量抗体的产生，也不能解释免疫记忆现象。1955年jerne提出了抗体产生的天然选择学说，在很大程度上和Ehrlich的侧链理论相似，认为抗原和抗体的结合是碰巧的(by chance)，结合以后抗原激发了相同抗体的大量复制。这一理论并不完美，但催生了后来克隆选择的提出。

关于到底谁是克隆选择理论的第一人还有争论，但Burnet的文章首次提出抗原性选择后的体细胞突变导致了亲和力成熟，他还指出”库清除”可以解释耐受现象，而自身反应性克隆异常的细胞分化会导致自身免疫。

Burnet对澳大利亚免疫学的贡献不止于这些。他在1957年正式从病毒学转向免疫领域，在他的研究所(Walter and Eliza Hall Institute)里诞生了很多重要的免疫学发现，澳大利亚的免疫学在世界上赢得巨大声望。Burnet还是杰出的病毒学家。他在1960年和Medawar共享诺贝尔奖。

Floating weeds, drifting down the leisurely river of our lives.

浮生若寄，而小人物常自称草民，故浮草即居无定所的人们，中文里讲一叶浮萍／浮云游子意都是这个意思。在小津的电影里，浮草代表了一群流浪的歌舞伎艺人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草台班子。小津一向关注的是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，很少把镜头对准边缘人物(比如流浪汉)，其实在这部电影里，讲述的还是家庭，确切地说是父子关系。在1934年默片版的片尾，喜八在离去的火车上看着别人的孩子为之一怔，他想到的是自己为之骄傲而不能一起生活的儿子。

1959年小津翻拍自己1934年的《浮草物语》，从形式上最大的变化无非有两点: 以有声片取代了无声片，以彩色片取代了黑白片。在细节上小津其实做了不小的改动，如果你有耐心把两部都看过(四个小时的时间)，你会体会到完全不同的观影体验。艺术成就上，还是默片版更佳，小津的电影风格开始成型，在机位以及场面调度，构图的简洁而精确，以及剧本的结构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卓越的才华。

P.S.　有人可能无法理解喜八选择继续流浪的做法，你应该了解小津的生平。在小津小的时候，父亲在外地工作，也是常年不回家。小津一直和母亲在一起生活，终生未娶。

大丽菊（Dahlia）原产墨西哥，夏秋季开花，是墨西哥的国花。1872年被运到荷兰，经过长途跋涉后只有一株幸存下来。更详细的资料在这里。
大丽菊在1913年成为西雅图的市花。Volunteer Park有一片大丽菊，品种繁多。从downtown乘10路公交车即可，公园内还有很大的一个温室。

昨天去中国城，公交车刚开动，一个中年黑人就嚷嚷着要司机停车，因为他把夹克忘带了(I dropped my jacket)。司机当然不答应，让他等到下一站。黑人很不耐烦，嗓门越来越大；司机坚持不能停车(it is my responsibility)，你丢了夹克是你的事情(it’s your problem, not mine)。黑人开始鼓捣后车门，把什么东西弄掉了。车又开了一段路，终于停了下来，黑人忿忿地下了车。司机开始给公司打电话汇报发生的事情，然后走到后面去检查损坏的后车门。这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: 公交车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开起来了，沿着下坡路晃晃悠悠冲了下去！在乘客的尖叫声中，司机匆忙赶回去踩了急刹车。还好公交车的速度不是很快，不然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今年是爱之夏( Summer of Love)运动四十周年，美国的电视台进行了回顾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到这里观看一个短片。

这场嬉皮士发起的运动是美国人的一个试验(experiment)，一次经历(experience)。在他们看来，能把自己的想法(可能是乌托邦式的)付诸行动，看看一种新兴的文化能不能超越政治进而改变人类的生活，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。那些参与者抱着改变世界的想法奔向旧金山，最终改变的只是他们自己，当然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，有人为了爱与和平，有人为了磕药，有人为了自由的性，有人只是不想工作。

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经历的运动更多，只是我们不愿，或者不堪回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