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ace Odyssey

1. 作为教师的范跑跑。为范跑跑辩护的人都不忘强调一点，说他是一个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，这或许没错，但和他逃跑的行为没有关系。他是一个好老师，不能成为他逃跑的借口，而后者只能让前者蒙羞。不必怀疑他的学识，因为有北大的文凭为证；不必怀疑他的口才，有”一虎一席”的慷慨陈词为证。况且，现在的学生早就厌倦了填鸭式的教育，对于天马行空式讲课的老师最欢迎，郭德纲来讲课保准比范跑跑更受欢迎。君不见大小S在北大演讲有多热闹？我并没有贬低他们的意思，我觉得他们做教授绰绰有余，不过要郭德纲教相声，大S教美容。

2. 范跑跑逃跑的行为是软弱，这是很简单的结论，但不容置疑。他的学生就算能理解他，也不会对此有任何的溢美之词，范老师的形象必然要打个折扣。谁都知道，患难朋友才是真朋友(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)。范跑跑的行为显得不够朋友。

3. 范跑跑事后为自己的辩护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虚伪，敢做不敢当。或许这是人类的共性，而他此后的变本加厉显然是被舆论逼的。我这里谈范跑跑的三副面孔，是想指出他虽然是一个完整的个人，但他的三副面孔却是不能混淆的。说的严重一点，他的行为(或者说我们看待他的行为的眼光)是分裂的，isolation。

我们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最爱和平的，从来没有侵略过别的国家。但是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命题，任何想要证明它的努力都会让自己陷入更深更困惑的迷宫。

第一，中国人并非爱好和平，但确实惧怕战争，尤其是外战。和平并非只局限于国际上的关系，民生也是其中之一。中国人好的是窝里斗，”与人斗，其乐无穷”，这里的人就是”自己人”。为何热中于窝里斗，还是一个迷。中国人惧怕战争的另一个原因是，历史上周边的国家都是蛮夷之地，对统治者没有吸引力。南宋偏安于江南一隅，”直把杭州做卞州”，也是因为江南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域。

第二，中国的版图是外族打出来的，然后被中国人(汉人)继承下来，辽阔的版图写满的是中国人被征服被奴役的屈辱史。有意思的是，现在的中国人一方面津津乐道于自己爱好和平，一方面又歌颂成吉思汗／努尔哈赤的铁骑武功。

第三，中国人的领土观念是政府长期教育的结果。外蒙古多大的面积，说划出去也就划出去了，中苏之间有了广阔的缓冲区，有利于国家安全。但你不能去碰这一点，你去碰就是揭他的伤疤，面子上过不去，好像只有无能的政府才去割让土地。

第四，大陆在军事上一直都看不起台湾，但非常在乎美国和日本的反应。最好的解决办法是，将台湾设为非军事区，保持永久中立，专心发展经济，这才是台湾人民的福祉所在。

原因无它，只怪美国总统全世界的事儿都要管。美国总统的决策，不只影响美国人民，也关乎其他国家的老百姓。如果是戈尔或者克里领导过去的八年，而不是小布什的话，美国大概不会去打伊拉克，抓萨达姆。这对伊拉克可是天大的事啊，他们应该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里。同样的道理，大陆选领导人也应该让台湾人民投票，台湾选”总统”也应该让大陆13亿人投票，这样就不会出现两颗子弹改变台湾命运的笑话了。纯属扯淡！

感时花溅泪，
恨别鸟惊心。

看到四川地震中陈坚的视频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一方面，我们的新闻记者追求真实性，本来无可厚非；另一方面，我们是不是也要给镜头里的灾民以尊重呢？被压在地下的灾民是不会有”出镜”的冲动的，他们的体力也不允许他们对着话筒”跟全国人民说两句”"跟亲人报平安”。我们做的一切，都应该以救援为核心，所有干扰救援的事情都要靠边站。在生命面前，新闻算个屁！

我想起了摄影记者凯文卡特（Kevin Carter）和他的死。1993年，卡特在苏丹拍下了一张经典的照片，名为《饥饿的苏丹》。一年后，卡特自杀。在留言中，他写道:
“I am depressed … without phone … money for rent … money for child support … money for debts … money!!! … I am haunted by the vivid memories of killings & corpses & anger & pain … of starving or wounded children, of trigger-happy madmen, often police, of killer executioners…I have gone to join Ken if I am that lucky.”

卡特是bangbang 俱乐部的成员，他们宗旨是: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拍到照片。他被梦魇追逐，只有以死亡来解脱。

再回到陈坚的话题上，难道就没有别的方式作为新闻报道吗？在李安的电影里，我们可以看到: 在人物最悲伤最尴尬的时候，不要去拍他的特写，甚至不要去拍他的脸。不知道这是不是从英格玛·伯格曼那里学来的。面对生命，面对死亡，让我们多一些慈悲，保持距离地注视。

这次的四川大地震，有人竟然找出了幕后推手，那就是上帝，质疑”频繁的灾害是否有所谓「天谴」”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上帝也太喜怒无常了，再者上帝和四川人有仇吗？

不可否认，人类对上帝或者大自然的不敬畏，比如乱砍乱伐，会给自身带来恶果。但我实在看不出来我们做了什么改变了板块地质的结构。我们痛心的是，我们的智慧还不足以预测地震的发生，我们的经验还不足以让我们及时救出更多的人。

至于”特赦所有的政治犯，算是积德消灾”的说法，这都哪跟哪啊？你可以批评政府，任何时候都可以；但不要装神弄鬼吓唬人。我党擅于造神，但从来不信神，不怕神。

对于四川大地震，我们需要反思的很多，但天灾不是天谴，不需要从这个切入点来反思。

英格玛·伯格曼 的《处女泉》结尾处，有一段凯林的父亲的大段独白，别有意味。
You saw it　你看到这一切了
God, you saw it　上帝，你看到这一切了
The death of an innocent child and my vengeance　你目睹了一个无辜孩子的死去，你也见证了我的复仇
You allow it to happen　是你容许这一切发生的
I don’t understand you　我不能理解你
Yet still I ask your forgiveness　但我仍要请求你的宽恕
I know no other way to make pease with myself than with my own hands　除了我的双手，我不知如何才能让我的心灵平静
I don’t know any other way to live　我不知还有别的生存之途径
I promise you, God　上帝，我向你承诺
Here, by the dead body of my only child　就在我死去的孩子的身体旁
I promise that as penance for my sin　为了洗涤我的罪行
I shall build you a church　我承诺为你建造一座教堂
On this spot I shall build it　我就在这里建造它
Out of mortar and stone　用灰浆和石头
and with these very hands　就用我的这双手

延伸阅读: 梁文道谈天谴(内有李怡在《苹果日报》的原文)
沙叶新谈天谴

北川，汶川，这名字古老得像是从杜甫的诗里走出来的。若不是因了5-12大地震的缘故，也许我们此生都不知道在祖国的版图上有这样两个县城。一直以为那里是天府之国，甚至想过在那里终老。其实和我们所有人的家乡一样，也许更贫穷，更不幸。那里的百姓跟我们既陌生又熟悉，既疏远又联系在一起。

“纵怨天，天不容问 ；叹众生，生不容问 ！” 15,000人，这还不是最后的数字，这还不包括”幸运”地逃生的人们。为他们祈祷！

(图片出自BBC)

这段视频还是一个美国老太太推荐给我们的，看来CCTV9的统战工作做的还不错。在一千多个评论里，充满了”太美了”"不可思议”等字眼。

中国男足在东亚四强赛上延续对日韩的不胜，又一次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。春晚上羞辱男足的节目也是少不了的，其实娱乐圈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对男足的批评无非是领了高薪不出成绩，球员作风差。职业化以前，球员的工资并不高，”有人赞助一箱矿泉水就已经很不错了”(李霄鹏语)。职业化让社会各界，上至足协，俱乐部，下至传媒和广大球迷对男足寄予了不切实际的幻想，认为奇货可居，纂在手里那都是潜力股。于是开始烧钱，开始吹捧，这分明就是足球界的大跃进嘛！这一时期球员的工资高得离谱，球员成了大款。等到泡沫消退，头脑冷静下来，才发现该上去的没上去(水平和成绩)，该下来的反倒下不来了(收入和享受)。大家觉得受到欺骗了，受到伤害了，于是把不满都发泄到球员身上。其实球员是被动的，当然也是受益最多的；但当初是谁头脑发热去烧钱的，谁又把国足炒成英雄的？只要是合法的收入，就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。这就好比家长花大力气培养孩子，给他买好吃的好穿的，供他上最好的学校，指望他能出人头地，自己顺便也鸡犬升天。结果孩子大学也没有考上，工作也没有着落，只养成了游手好闲的毛病。怪谁呢？

至于说球员的作风，你不要指望球员都是活雷锋都是道德楷模。天下的球员一般黑，巴西的阿根廷的英格兰的德国的，都是球风与丑闻齐飞。国足里脾气最大的往往是球技最好的，比如郝海东范志毅李玮峰。不出成绩，只能怪自己技不如人。足球是竞技项目，比不过人家也没什么丢人的，不必上升到国家尊严的程度。拿国足给自己挣面子，本身就是心虚的表现，更有赌徒的心态在作怪。对国足来说，拼到腿抽筋也赢不了对手，真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。

中国足球崛起的那一天，可以想像的是: 球员的收入会更高，广告的收入将会更惊人(现在球员的几乎没有代言广告的)；他们的脾气也会更大，赛场外的新闻也会更精彩；这是足球圈的游戏规则。 中国足球，你准备好了吗？

http://www.megavideo.com/?v=X0TI69JA

终于在元旦前搬家了。在日本呆了四年半，搬了三次家；刚来美国半年多，这是第一次搬家。每次搬家都觉得好麻烦，其实就是麻烦一两天的时间，一天忙着打包，一天把所有家当挪到新家。搬完家很快就适应了，饭照吃觉照睡，太阳照常升起。

这次用的车是U-Haul的，这个好像是美国最大的搬家公司。关于搬家的任何东西，你都可以在他们的店里找到。而一个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往往只有一两个人(往往年纪都很大)，可见效率之高。其实并不是员工的效率高，而时作为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，他们有完善的软硬件系统。一切都是如流水线的作业，一切都设计好了，按部就班地做就可以了。所谓系统(最近这还是个敏感词)强大了，对员工的要求就低了。这可能就是现代化吧。

生如浮草。人生如寄。一点不假。

1979年，43岁的Buddy Guy录制了专辑Stone Crazy，两年后在美国市场发行。这张专辑共有六首曲目，都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。参与录音的除了Buddy Guy，还有他的弟弟Phil Guy(吉他手)，J.W.Williams(贝斯手)，Ray Allison(鼓手)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他们在同一天还帮助Junior Wells(Guy的老朋友)完成了另一张专辑Pleading the Blues。一天搞出两张唱片，看来并非总是慢工出细活，至少在艺术上经常有又快又好的例子。王家卫的《重庆森林》只拍了两个星期，贾樟柯的《小武》也只花了21天就完成了。

在华盛顿州经贸中心的一面墙上，有Virginia Woolf的一段话:

“in fact, as a woman, I have no country. As a woman I want no country. As a woman my country is the whole world.”

作为一个女人，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。
作为一个女人，我不想属于任何一个国家。
作为一个女人，我的祖国是整个世界。

这就是所谓独立之人格，自由之世界吧？但国家意识到底有多重要呢？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忠党爱国，祖国像妈妈一样，我把党来比母亲。国家，政府和政党好像成了三位一体，你反对任何一个就等同于反对全部。而西方有句名言(大意): 爱国者必须对抗他的政府，以此来捍卫他的祖国。美国纪录片导演Michal Moore骂完了总统(《华氏9·11》)，又揭美国医疗保险的黑幕(《Sicko》)，显然是一个麻烦制造者，一个刁民。但他难道不是已经超越了落后的国家意识吗？

富兰克林说: 哪里有自由，哪里就是我的祖国。这是认识的不同，还是境界的高低呢？不明白这一点，就不能揭开我们心中的困惑。面对很多的问题，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应该有怎样的立场，该站在哪一边。我们觉得自己很高尚的时候，却往往在做着最卑鄙的事。

老牌医学杂志JEM发表了三个编辑的联合署名文章，呼吁抵制Thomson Scientific推出的影响因子排行榜。理由大致有下面几点:

1.统计中分子和分母的矛盾。Thomson定义的分母只包括原始论文和综述，Nature的News and Views等文章不包括在内。
2. Thomson的雇员通过关键词等鉴别，统计方法不科学。
3.出版社和Thomson之间有猫腻。Current Biology在2002年的影响因子是7.00，但在2003年竟然高到了11.91。
4.造假的论文或者被驳回的论文不应该被继续引用。一个例子是黄禹锡在2004和2005年发表的干细胞论文被引用419次。
5.有些所谓的重磅炸弹会影响导致偏差。比如人类基因组的文章已被引用5904次；而Nature也承认89%的引用只来自25%的文章。
6.编辑知道怎么玩弄影响因子的游戏。

他们建议利用其他的资源，比如PubMed, PubMed Central, and Google Scholar®进行综合的评价；而读者应该有自己的判断标准(对于同行是可行的)，而不要盲目相信Thomson的数据；负责经费申请的机构也要摈弃影响因子(这个，目前很不现实)。

请看这里: http://www.childdrowningprevention.com/index.html